两季《中国》,见到中国人的温良品格

两季《中国》,见到中国人的温良品格
 
 
 
杜甫也经历过漫长的待业期,
 
关汉卿就是古代的斜杠青年,
 
海瑞竟也面临职场上能力和情商的双重考验?
 
最早的KPI创始人是张居正……
 
近日,一些看过纪录片《中国》第二季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这样热议。
 
从历史关照到当下,见仁见智,《中国》终究没有辜负追随了两季的观众。
 
 
《中国》剧照《中国》第二季仍用钱穆《国史大纲》所强调的“温情与敬意”,诠释中国人的文明源流与精神底色。推出后在教育界亦反响热烈,不仅是清华、北大等高校教授对本片一路好评,很多家长及中小学生在看后也接连点赞。“最冲击我的还是它的画面,整体非常唯美,尤其李白杜甫、宋徽宗那两集。在安静的背景下去呈现故事,演员去营造历史的氛围,和我们之前所看到、用更多声音去烘托的纪录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”作为首层阅读者,该片的总顾问之一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的观后感很直接,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直言,“《中国》是我这些年来看过的影视剧里,文本质量最高的作品之一。”
 
 
《中国》剧照,宋徽宗赵佶专业和非专业观众的肯定,正是创作团队所看重的,创作者功德圆满,平生不枉做了一次“历史的搬运工”。《中国》并不是通史,而只是一个缩影,两季共22集,其实讲的是一个故事,把全片当成一个人的成长去领会,才更会真正理解主创的用心良苦。
 
总导演兼制片人李东珅这样阐述:中国就像一个人,在春秋战国时期树立了三观,在秦汉时期逐渐完善了体魄,形成了今天大一统的军衔制的国家管理体系,魏晋南北朝那么纷乱的时候,他开始成长,再后来他融合了外人的思想,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,当他觉得在巅峰的时候,也是一个下衰周期的开始,历史有周期,历史周期是客观的。
 
突破
 
治大国如烹小鲜,讲故事亦如此。《中国》的标题宏大,讲述的方式却很下沉。
 
看似轻描淡写,在影像表达里,却尽可能同时展现了三种对话:人物与时代的对话、导演与人物的对话、观众与时代的对话。有了敦实的精神血肉,这也是每位观众都能在其中找到自我对照的原因。
 
从第一季开始,《中国》的影像表达就是极其主观和诗性的,几乎不正面表现历史,而是通过看似不符合逻辑的戏剧化场景、加上强烈隐喻的文本,融合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思辨。
 
片中常见到,一道门就是一座府邸,一屏风就是一座宫殿;一人一兵器代言一场战争。
 
第二季的变化,是从对国家本身的极度关注,开始关注到一些更加细节的人。
 
其实在第一季最后一集盛唐篇,已经有了变化。放弃了名垂青史的大人物,选择了三位“小人物”作为主人公:正准备考试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,一对即将离婚的敦煌夫妻,一位长安城内的粟特商人。
 
在第二季,除了帝王名臣,如康熙、乾隆、张居正、海瑞外,还有诗人李白、杜甫,画家张择端、王希孟,剧作家关汉卿、僧人八思巴、道士刘秉忠、教授徐一夔、翻译马欢、书生徐子龙、农学家徐光启、实业家张謇……
 
 
《中国》剧照,海瑞历史会留下每一个人的价值,他们各自的挣扎求存和思辨之光都值得被讲述。有时候,影视作品追求好看,会将重点放到人们喜闻乐见的戏剧冲突里去,滤镜之下难以返璞归真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觉得,比如明朝的两集《臣子》和《季风》,最成功的地方是抓住了明代的基本特征,打破了大众固有的对明代一些陈旧的印象。
 
 
《臣子》剧照“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万历十五年》《明代特务政治》,包括吴晗的《朱元璋传》,这些书对受众的影响太大了,以及高中历史书一提到明清,还是闭关锁国,资本主义萌芽也是没有萌生新的近代化因素等等”,彭勇感叹,“这个观念实在是太难扭转了!”事实上,他认为明朝整个社会处在一个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非常关键的时期,也是“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发展阶段”。
 
明末商业化出版空前繁荣,坊间刻书蔚然成风,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、吴有性的《瘟疫论》、潘季驯的《河防—览》、屠本畯的《闽中海错疏》等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科学著述先后问世。借助商业化的出版方式,明代最为杰出的成就得以保存和传播,也让中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。
 
彭勇认为,长期以来,很多学者都说明朝的学风很坏,因为明朝人喜欢抄别人的书,还没有版权意识。
 
“但明朝的私人的贩书刻书那么发达,恰恰说明老百姓的阅读量大了,尤其老百姓家里也有好多旅游的自助旅行图,叫日用类书。《中国》确实下沉到了明朝的普通百姓,讲到了阅读和娱乐文化,这是很多作品几乎并不关注的部分。”
 
片中这种关照还有很多处。比如讲元朝的《市井》这一集,通过关汉卿,牵引诸如戏剧家杨显之、白朴、马致远等对元曲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,展现以戏剧为载体的儒家文化“下沉”到市井乡野的演变过程,激活中国人的精神基因。
 
 
《市井》剧照,关汉卿总导演李东珅还指出一点:当文化开始下沉到市井的时候,民众通过戏曲小说知道了“礼义廉耻,忠孝节烈”,这个时候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文化变化,我们有了“家国情怀”,有了“民族英雄”这样的概念。关汉卿在晚年时最著名的就是“我是一粒铜豌豆”,这是一个颇有自黑气质的文人。在创作这一集时,“颠倒梦想”这个词忽然蹦出来,李东珅总觉得,关汉卿特别像周星驰。
 
“在我们的画面里,他(关汉卿)始终是一个很沉重的表情,其实他生活里非常搞笑,他内心痛苦外在嬉笑怒骂,他非常特别。写他非常难,是因为他并没有记载的历史细节,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他这个人。”
 
配音
 
在这一季,周涛和何炅轮流配一集。男声温润祥和,女声冷峻深邃。
 
 
《中国》剧照,何炅扮演的徐霞客周涛的声音被观众称为“提神”的声音,力道和理解恰到好处。在周涛的理解中,《中国》的解说词,有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描述,有主创的感慨,也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思考。这几重内容统一于解说词中,首先要求配音者对于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和领悟,并且有调动自己声音的能力和技巧,将“复调”式的内容融汇于有声语言,在文字的有声化之外,通过语调、气息、停顿、起伏,将文字背后的复杂情感准确传递给观众。
 
在这次《中国》的创作中,周涛隐藏了观众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,更加深沉、冷峻。两季相较,第二季则加入了温暖的调性。
 
她表示,自己不是为了寻求变化而变,变化是依据片子的整体风格而来,同时也是自己经历阅历的变化。在整体把控上,她觉得,纪录片里,配音和画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。解说词文字内容可能游离于画面,但是声音的情绪节奏跟画面应该是和谐的。所以,配音创作要把握住全片的整体基调,在整体基调的统领下实现语言的大开大合或低回婉转……用语言为画面润色,用语言为主题点睛,用语言为情绪注解。
 
“正如克罗齐所说‘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’,回眸历史总是令人心生感慨唏嘘不已。那一个个伟大而孤独的背影,那一幕幕过往又似乎仍在眼前的画面,让我进一步感喟世事之无常,生命之脆弱。用声音为历史事件和人物树碑立传,传达的导演的意图,也是我个人的思考和理解。”周涛说。
 
当记者问到幕后有什么好玩的点时,周涛简而言之:导演本人是一个配音控。
 
倒也不惊讶,在第一季时她就曾透露,光是配70字左右的宣传片,在录音棚就待了整整三个半小时。对于“咬文嚼字”的难处,周涛认为,大家秉承着非常认真的态度,常常为了一句话、一个词的表达方式进行反复的商讨和尝试。不觉得难,因为觉得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 
文本
 
《中国》第二季从盛唐拐点讲至辛亥革命,继续梳理中国文化血脉传承,鼓舞观众在鉴往知来中,更好地理解“今日中国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”。
 
“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是今天这样的?其实都是由无数时代的思想形成的。”在第一季,这个核心问句就有了。
 
《中国》的文本存在着很强的逻辑:首先文本一定是叙事主体,其次画面不能成为文本叙事的负荷,它必须是增量,也就是影像要给文本叙事提供文本所没有的东西,所以,文本和影像之间的关系,是一个分裂又统一的一个过程。
 
在第二季中,观众可以明显感受到文字背后是海量历史资料,一句旁白可能跨越了几本书,看过正片,你会想要通过延伸阅读去看到更多历史中的细枝末节。而主创团队也贴心制作出每一集的延展书目。
 
李东珅说:“我们在第一季的结尾讲到,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成为未来中国人的双重精神选择。一千多年以后,杜甫李白,就好像是千年前的映照。他们身上映照出了一个开元,盛世从极盛到衰落的一个拐点的折射,它是一个命运的折射。”
 
的确,《中国》的文本值得反复阅读。
 
第六集《季风》片尾这样说道:“那个为许多普通人探索和记录下的时代,如同一阵季风,忽然来了,很快又去了,大明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尾声,下一次季风的到来,还要再等很多年。”
 
讲到王希孟和《千里江山图》时,旁白是这样评述的:他如同谜一般的出现,又消失了。似乎,他来人间一趟,全部的意义只在于这一幅画。
 
 
《中国》剧照,王希孟在采访中,李东珅叮嘱再三,文本先读一遍,看画面再读一遍,两次的获取信息一定不一样。和第一季开播时的兴奋不同,这一次李东珅显得颇为语塞,大概所思所想已在片中尽数放下,话已穷尽,他告诉记者,《中国》第二季是自己对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的终极理解,或许有一天,他会推翻今天的认知,但正像片中的人物不断的挣扎、和解和失败重来,创作的用心良苦也都是应当的,他只希望,每一个观者都能真实感受到片中要传达的力量。
 
如片中历史人物,每个人都有一种东西叫天赋,有些人终其一生,都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,有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,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。对李东珅而言,他始终会告诉自己,一定要努力把自己的使命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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